说说故乡平原 (第2/2页)

一九八二年秋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随着又有两个同志来访，信是德州地区文化局写来的。来人是距我村只有半里路的一个乡亲——我弟弟的同学。他们说家乡在办一个“小说写作学习班”，叫我去讲点什么。我的天！是我听错了还是当真又“换了人间”？家乡的老百姓居然不仅要看小说，而且还学习起写小说了，这可得是先吃饱肚子才能有的“闲心”咧！曾经有朋友出于善意，批评我的小说是“吃饱饭后的文学”，我并不反感，因为我暗自以为，人在饥火如焚的时刻是无暇顾及什么“三言二拍”、民族风格、现代派、意识流等等闲事的。于是我去了。
　　
　　让我坦白地说一句：三年前我去日本访问，看到我离开三十五年后的日本的变化，我是很惊异的。可这一次在家乡所见，其心情就不能用惊异二字所能概括。因为惊异之外还感到幸福，感到自豪，感到有信心。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又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责、自疚和惭愧。
　　
　　山一样的棉花，海一样的新房，农民家中的电视机，村姑脚上的新皮靴，这些都使我兴奋。但最使我动心的，是人的变化。有位同部队的战友，渡江战役被打掉七根肋骨，回乡后几十年成了出名的“老大难”。他除去扛抢打兔子，什么活儿也不干。他说“干一天活买不来俩鸡蛋，干个啥劲？”可是队里一分东西就去要，人家不给就吵：“老子的伤疤是狗咬的吗？”弄得人人指脊梁骨；几子都离他远去，出外谋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包了块地种瓜，种葵花，两年成二万元户，盖了房，置了车，还养了大牲畜。除去交上合同规定的承包费，他还要多交几百元，并且把买来的机器、农具、牲畜主动供大家使用。他说：“这些年穷得我没脸没皮，成了全村的累赘。现在我这个共产党员要起点作用了，要为国家和乡亲们作点贡献了。”我回村去探望，没想到流落外地几十年的弟媳带着孩子到村头接我。我当年骂他们没有骂回家来，政策一改变，还没到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他们就自动回来了。她说：“家里有面，有油。哥，回家给你炸馍馍吃。”我的另一个堂弟，前些年生活困难，对他妈照顾不好，他妈分出去单过，族人颇为侧目。这次我到他家去，新盖的屋内却端坐着一位本族的叔叔。原来这叔叔今年已八十出头，孤身一人，生了几天病，堂弟便把他接到自己家中侍奉他。人们悄悄告诉我：“他娘死早了，要是赶上三中全会，赶上今天，这儿子说不定还是个孝子呢！以前是真穷啊！孩子太多……”我不赞成“衣服食足然后知礼义”的说法，在国外我见过衣食很足而不把父母当人的人。但若说穷限制了人们充分尽到应尽的某些义务，或许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山东这地方却也是勤劳刻苦、古风极盛的礼义之地。经济发展了，精神文明提高了，历史形成的某些病变会除去，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会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照耀下获得新的质变与发扬。
　　
　　在我们村里，我看到领导人已经多半换成我弟兄辈和子侄辈的人了。当年离家时，送我参军和每月往家中运抗属补助粮的祖父、父辈的老党员、老干部多已故去和退休。现在的领导人，年轻，有文化，思想解放，充满了活力。我的一位叔叔，从抗日时就当村干，几十年来忽而上去，忽而下来，一会儿是“先进人物”，一会儿是“落后典型”，受过乡亲的感激，也挨过不少咒骂，现在退居第二线，这次回家，我母亲特别嘱咐我去看看他，说，“你这叔叔当了几十年干部不容易，邓庄的老百姓不能忘记人家的好处。那些年，有些事要不是他作主，群众更难活下去呀。他自己除去和大家一样受穷挨饿，还比群众多受了许多气恼！”回村我见到他，把母亲的话说给他听。他头发光了，牙掉了，头脑却极清楚。听后连连叹气说，“可不敢这么说！我管事的时候，咱村饿死过人啊！你二大娘饿死了，我这个党员总觉着欠全村的债呀！现在好了，中央的政策好，能像个党员的样子干事了，可我也老了，你们这一代好好干吧，好好干吧！”而年轻的一代人却是很少谈这些往事。他们总是跟我讲“咱村的棉花还不行，得向邻县看齐。”“咱这新房盖得不少，可都是土坯的。还有草顶呢！还得变，瞧入莲花池，一砖到底的大瓦房，还洋灰抹地咧。只要政策不变，咱们的生产生活就会大变，越变越好！”
　　
　　现在十二大开过，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也开过了。正确的政策已作为党章国法定下来，乡亲们安心了。他们来信叫我寄一些学文化、学农业技术的书（以前来信不是要钱就是要粮票）。人们显然悟到了一点真理：要改变几千年来的贫困状态，靠“清官”不行，靠好心的蛮干也不行，要靠党的正确政策和科学。平原和全国都要大变，越变越好。但我还是要告诉孩子，别小看这“人均集体分配二百八十元”！这是个历史的界标。以此开始，我们甩掉了几千年没断过的饥寒。从此为起点，我们会永远甩掉贫困和落后。应当把这“人均集体分配二百八十元”几个字和它的日期也刻在碑上。它的价值不会低于颜真卿那块“东方朔画像赞碑”的！
　　
　　一月十三日夜，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