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故乡平原 (第1/2页)

——为一张照片写的补充说明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夜晚，放下笔后我习惯地翻阅当天报纸，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发现一张小照片，照的是在集市上几个农民挑选布料和针织品，说明写道：“山东省平原县去年农业又获丰收，人均集体分配达到二百八十元……”
　　
　　普通的人，普通的商品。“人均集体分配达到二百八十元”在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农村，算不上冒尖。一般的读者可能随便看一眼就放开、忘记的。
　　
　　然而我激动了，失眠了，忍不住的泪水把手背沾湿了。
　　
　　中国有史四千多年了，平原这地方，自战国“惠文王封弟胜为平原君”算起，也已二千二百多年了。我的祖先，我的兄弟这是第一次“人均集体分配二百八十元”，平原人头一次被当作富裕了的形象拍下照片来，登在报纸上，向整个地球亮相。我怎能不流泪、怎能不失眠呵！
　　
　　我很想找个人谈一谈。邻居已经睡了；是不是去打个传呼电话，把女儿从床上喊起来谈几句呢？
　　
　　这孩子还算老实、俭朴。可我担心她不会把这“二百八十元”的数字当回事。会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月平均不才二十多块钱么？”
　　
　　是的，我们国家尽管穷，一个大学生毕了业，第一年工作就会“人均分配”五百多元，第二年达到六百多元。比起经济发达国家来并不算多。他们也还不大满足。把这“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不放在眼里，也有他们的理由。
　　
　　我并不赞成那种刻板的、向后看的“忆苦思甜”运动。但是，难道不应该叫孩子们知道，这二百八十元对他们的祖父、曾祖、老祖宗们甚至对他们的叔叔、伯父们说来意味着什么吗？
　　
　　我的祖父是木匠，手艺在平原东乡是出名的。他生了五个儿子，可饿死俩，还卖了一个。我父亲十来岁给人放牛，冬天赤着脚，冻僵了就把脚踩到新拉的牛粪中去取暖。老木匠可曾梦到过“人均集体分配二百八十元”的时代？
　　
　　“七七事变”那年，我已六岁。中央军一队又一队穿过村子往南撤。乡新们把麦种都碾了，磨了，婶子大娘连夜烙饼、蒸馍送到军人们手里。求他们不要走，不要把祖坟和百姓扔给外国人。他们吃饱了说：“往南撤是委员长的一计，不出一个月就打回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于是平地拉起数不清的土匪团。“张八军”，“胖娃娃”，枪口挂着红绸，肩上扛着铡刀，进村后先杀猪打酒，然后把村民赶到打麦场上，把几个上年纪的捆起来，脖子卡在铡刀刃下，宣布“马上给我们筹一百大洋给养费！过十二点凑不齐就开铡！”新媳妇摘下包银镯子，老大拿出银挖耳勺，一个鸡蛋、一筐线穗地凑这一百大洋啊！那时候二百八十元是几条人命、多少家破人亡的代价啊！
　　
　　“大日本北支派遣军”到了，带来了数不清名目的汉奸队。烧杀抢掠之后，汉奸队要给养也不敢提一百大洋了。他们知道把全村人捆成一捆也抠不出一百大洋。他们不像电影上的汉奸们那样阔气，非吃鸡鸭鱼肉不可。他们要给养只要高粱饼子、棒子窝窝，一次几十个，半拉的也行，发霉的也要。但为这个，老百姓也还是被打得皮开肉绽。因为几十个高粱饼子也拿不出来。日本人抓夫修据点，开公路，地里全是野草。老百姓在吃秕子，吃糠，吃榆树皮，种田人忘记粮食的模样了。我不知道二百八十元能买多少粮食，只记得那一年我村的首富邓某人死了，是饿死的。死后人们发现他屋里还藏着两口袋麦子。人们当笑话说了多少年，笑他宁可饿死也不肯动这两口袋粮食。我长大之后，终于明白了这秘密：他是“首富”，是“乡绅”，凭这地位他在村里说话说上句，拉屎占上风，汉奸政权也高看他一眼，收税要差对他总客气些。而他所以能有这点特权，就是比别人多这两口袋粮食。他是宁舍命也不舍这高贵的首富地位的。
　　
　　两袋麦子卖不出二百八十元吧！
　　
　　在旧社会，人们盼清官，说是“官清民自安”。我们平原是有过清官的。“刘玄德携民渡江”。刘备是当皇上的材料，该算清了。可他在平原当县长却没什么作为，最后只得从下水道溜出城开小差了事。颜真卿是个爱国名士，毛笔字写得尤其出色。他当了一任郡守也只是留下一块“东方朔画像赞碑”，至今由文化馆替他保管，在改变县民受苦命运上并没留下可称道的记载。民国年间似乎也有位县长政声不错，每到问案就脱下鞋来亲自用鞋底打犯人屁股，在他任上却有几千人饿极了去抢大户，拉起杆子当“匪”。
　　
　　这么苦的地方，人们活不下去，就只好四处流窜。于是在军阀混战时，不管直系奉系，南军北军，打枪拼命的大兵多说山东话；天津卖水的，北京掏粪的，铁匠炉，锅饼铺，打拳卖膏药，唱曲闯江湖的大多是齐鲁方言。我父亲给张大帅扛过枪，和“骆驼祥子”搭过伴，所以我才能写两笔京津风俗小文。我在日本碰到个乡亲，当雇佣兵和伙夫走遍欧美两洲，最后落在东京街头摆地摊，卖“各国西餐”（全是“兵营风味”的食品）。
　　
　　“越穷越革命”这句话，后来遭到滥用，不大兴时了，四十年前在我们家乡却实在是真理。所以八路军一到，人们的革命热情就迸放了出来，平原成了抗日根据地之一。我参军的时候，同一个部队里常有来自一个村的三四代人。因为多是同族，孙子当班长，爷爷当伙夫，重孙子当通讯员的“父子军”并不稀罕。至今我村军属多，烈属多，参加过抗日的老干部多。平原人，远的不说，从闹义和团算起，为改变自己贫困的生活命运付出了多少生命，流淌了多少鲜血啊！
　　
　　今天我终于看到它“人均集体分配达到二百八十元”了。只有共产党的拨乱反正政策，才有这奇迹！今夜怎得安眠呢！这二百八十元得来不易呀！
　　
　　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这幸福温饱的景象一度是距离我们这么近、看得这么清晰的。可是阴错阳差，又远去了，又模糊了。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误会不久，我的亲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东北大森林里去了。他们到北京求我帮助路费，诉说困难。我拍着桌子怒斥他们“攻击三面红旗”。后来，他们流落在一个小车站上衣食无着，来信叫我寄点钱去帮助他们继续赶路。我为“划清思想界线”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个组织部门里去，以示我这“戴帽右派”要继续革命，并从此兄弟间断绝了关系。我以为我是对的。不久之后，一个四十年前领导过我的老同志来北京看病，见到了我。我知道他一直没离开平原一带，就打听家乡真相，他沉默了许久，低声说：“平原人为革命出过力。作为共产党员，我怕见他们。咱们没把事办好啊……”我很困惑，从此，我再不敢打听家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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