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漫记 (第1/2页)

一
　　
　　一位作家朋友曾对我说：“写文章的人一个劲的追求‘知名度’，这是很傻的。知名度远赶不上‘知容度’。‘知容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对这番话的正确性我从未怀疑过，但对它真正有深切体会，是这次去巴黎。我去巴黎和岳华同行。办理机票时，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见手执机票的是“大醉侠”，真是眉飞色舞，满面春风，和言细语，有求必应。笑嘻嘻地在机票上签了两个座位。不偏不斜恰好是机舱紧急出口处的第一排，而前一条通道，可以伸开腿睡觉，站起身伸懒腰，万一出了什么事故，跳伞也比别人抢先，比起两个月前去美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那次是十四位作家，什么张洁、李存葆、祖慰都是满有度数的名家，上了飞机老老实实和我一块挤在又窄又闷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带了位不满一岁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将来肯定会成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来嗓门又大，气力又足，从太平洋西岸一直哭过东岸。耳朵听着这哭声，两条腿重如千斤，直挺挺支在地上，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后来张洁实在受不了，去求空中小姐给她换个位置。那是新加坡飞机，空中小姐叫她讲华语，又是女性，这才动了恻隐之心，为她换了个离哭声远些的座位。根本没问她会不会写小说。
　　
　　这次的旅行还有一个优越处：法航飞机上的酒好，而且满足供应。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开腿闭上眼，一路上腾云架雾，就有点半仙之体了。当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也正因为便宜酒喝多了些，飞机停在孟买时，糊里糊涂随人群走下飞机去转了一圈。看到商店里有檀香木雕的佛像，颇为精致，就买了一尊。第二天醒来再打开看，发现竟是一对印度青年在拥抱，春色浓艳，毫无四大皆空的神色！就在这惊讶与懊悔间到了巴黎。
　　
　　二
　　
　　到巴黎是凌晨。出门的人很多，我和岳华分别排在两行。我这一行进展较快，边防人员看看护照，冲我笑了笑，说了句法国话。我冲他笑笑，说了中国话。他盖了个章我就出来了。他说的什么我一点不懂，我说的估计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后走着的也是几个中国人，我便问他们：“则才那法国人对我说什么？”他们热心地向我解释，为我翻译，但他们的话并不比法国话更好懂。我费了半天劲，只分辨出他们讲的是温州话，话的内容还是不明白。
　　
　　出了关，我就站在大厅里等岳华。他那条队排得很长。等他出来，已没有多少人了。我问他：“现在上哪儿去？”
　　
　　他说：“哪儿也不去，等朋斯先生来接我们。”
　　
　　我问：“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说：“没见过，不过不要紧，中国人总会互相认出来。”
　　
　　我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国人，而且他也没见过。
　　
　　我们的飞机提前到达了，天还刚拂晓，巴黎人大半此时还在睡觉。我百无聊赖地站在大厅看人、看狗——一个法国人运了一箱大小七条狗，狗长得都不像狗样儿，方脑袋、圆脑袋、三角脑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种形状，染成各种颜色，有点像我在美国和日本看到的应克头发。远看巴黎的交通图，因为不认识法文，越看越乱。正这时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话打招呼：“侬阿是岳华先生？电影上见到过的，还是格漂亮来……”原来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三
　　
　　朋斯先生中等个儿，戴一副近视镜，满脸是厚道祥和的笑容！我一见他就想起狄更斯笔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聪明、漂亮。先生不大说话，只是笑着点头、握手、抢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问好，道歉晚来一步，说一口地道的上海问话，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话，有时夹一两句我听不出地道还是不地道的英语或法语，总之我们在一片友好热诚的气氛中被送上汽车，朋斯先生驾车拉我们直奔往巴黎。
　　
　　我对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为它的建筑壮观和市面的繁华，是因为它实在清静。八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晒太阳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见人，偶然过一两辆车，也是懒洋洋的。在北京拥挤惯了又到香港更加拥挤的过了几天，一到巴黎马上觉得格外的清静、安静、整洁、从容，远远看见了铁塔，从凯旋门近处转了个弯，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也睡意蒙矓。
　　
　　朋斯先生把我们送到雨果广场附近一个僻静街上，这街上接连有几家三星的旅馆，我们住进挨近广场的一家。三层小楼，房间不大，壁纸和家具的颜色有点俗气，令人想到左拉笔下写过的巴黎小旅馆。我估计这旅馆年龄也决不会比左拉小。洗过脸后，朋斯先生请我们去饮咖啡。他领我们走出旅馆，转进一条街，来到直通凯旋门的一条街上，伸手掏钥匙，打开一间咖啡店的门，屋里空无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腿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门关上，朋斯先生放下几张椅子请我们坐下，他就到柜台后边自己动手煮咖啡。我问朋斯太太：“怎么店里没有人？”她说：“他们全休假去了。我们是店主的朋友，有一把钥匙，要喝咖啡就自己打开门来煮，喝完锁上门走人。”
　　
　　喝咖啡中间听岳华和朋斯先生谈话，才知道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电影圈，是颇有修养和名气的摄影师，后来洗手不干，来巴黎开饭店开酒吧和咖啡厅，再后来则也不开饭馆也不开酒吧了，并且把咖啡厅也卖了出去，这间咖啡厅就是他卖出去的，买主也是朋友，所以保留了开门自煮咖啡的权利。这次来巴黎拍片，翰祥约他当临时摄影师。朋斯先生重友情，大概也留恋他的老行当，欣然答允，重作冯妇，只是说：“我没得机器！”
　　
　　岳华说：“我们去租。”
　　
　　朋斯说：“八月份，统一休假了，租不到。”
　　
　　岳华说：“租个工作用电视视摄像机也可以的。”
　　
　　朋斯：“没有玩过那个东西，怕玩六灵光。”
　　
　　他们约好睡一觉后去租机器，朋斯先生就锁上咖啡厅的门送我们回旅馆。他有一辆很新的雷诺车，车身可以升高。朋斯先生表演很好，住巴黎多年，除去那辆车完全法国味，他二位身上法国味很少，上海味十足：朋斯太太随身总带个小录音机，录音机里反复放《苏三起解》。我问：“谁唱的？”她说她自己唱的。她是巴黎票房的票友。我问她有小孩子没有？朋斯先生悲痛地说：“我们的孩子上个月死了……”我抱歉说：“对不起，我不该这么问。”朋斯先生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照片说：“这就是我们孩子的照片，满漂亮吧。”
　　
　　我郑重地接过来看，照片上是一支小狗，满漂亮的小狗，但看不出公母。我想先生改叫作他的儿子，大概是公狗。同时我也为朋斯夫妇感到一点安慰，这样的儿子我相信还可以再找到一个，不致使两个善良的人成为绝户的。
　　
　　四
　　
　　睡醒一觉后，朋斯夫妻果然来接我们。我们先把太太送到票房。她说有两个从北京来的琴师在给她们说戏。在票房门口我碰上北京来的母女二人。女儿早来定居了，似乎是京剧界的。老太太刚来，一听我说北京话，大家就谈得很亲切。老太不喜欢巴黎，觉得什么也不对味。“您瞧瞧，满街都说外国话。咱说中国话的倒成了外国人了！我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我说：“您也常来听他们唱几段吗？”她说：“我就来听听自己人说中国话。尽管他们说的事跟我多不挨边儿，可我全听得懂哪！这比唱的还好听哪！”
　　
　　我们到拉丁区一家出租机器店问了一下，那里说九月份以前不可能有机器出租，但打听到在圣母广场附近还有出租店。这时大家已经饿了，决定先去填肚子，顺便看望岳华的老朋友刘先生和刘太太。
　　
　　刘先生开的中国菜馆叫锦丰园，中等门面。他隔壁一家同样的门面房屋大敞着门，似乎在搬家。有几个黑人坐在搬到便道上的家具中间，弹着吉它唱歌。这时已过了中午的开饭时间，又是休假的月份，店中只有一个法国学生在吃馄饨面，一个中国青年陪他聊天。刘太太和刘先生意外地看见岳华和朋斯先生，高兴得笑不拢口，忙招呼我们坐下，先弄来点小吃和饮料，陪我们谈天。刘太太说：“我才买来韭菜，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尝尝是不是家乡味。”刘太太说话倒是地道的我的原籍家乡味，一问之下，方知她是徐州人，而刘先生则是台湾人。攀谈几句之后，我大致就知道了刘太太的情况：四十年代末上学的时候，随着学校逃到台湾。在台湾和刘先生相认、恋爱、结婚，随后逃到了巴黎。几十年下来，事业颇有发展。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在工作，一个大学将要毕业。坐在旁边吃馄饨面的那个法国青年就是他小儿子的同学。隔壁那个门面房出是刘太太的，他租给了几个黑人作生意，但那几位却赖着不交房钱，刘太太无法只好告状。
　　
　　我说：“唔，房子腾空后，餐馆可以扩大一倍面积了，您的生意会更有发展。”可是刘太太说：“我不想再扩大了，现在收入很好。做两年我们该领养老金了，孩子们也不需要我作资助，我们要歇一歇，过点清静生活了。”
　　
　　这使我很意外。我认识几个定居美国的朋友，他们只要有机会就扩大自己的事业与收入，很少见过这种“知足长乐”的超脱精神。我对刘太太顿起敬意，并且怀疑这是法国风尚与美国不同之处。忘了以前上学时听有位老师讲过，说法国人懂追求安逸，乐于享受，与美国人那种事业竞争高于一切作风有所不同。我觉得有些道理。
　　
　　我和刘太太谈话间岳华去打电话，拨了许多号码，终于找到了那位被称作肥仔的朋友杨安明。恰好韭菜饺子端上桌时，肥仔来了。名不虚传，这真是一个可爱的人。
　　
　　五
　　
　　肥仔实在是个可爱的朋友。没见到人我先见到车，这是辆满不错的雷诺跑车，可是天知道怎么弄得这么邋遢，仿佛不是这里少个螺丝就是那里少个零件，若认真去检查却又什么也不少。肥本人和他的车一样，质地很好却邋里邋遢，他上身穿一件硕大的圆襟衬衫（这衬衫很可能原来是白色的）、黑裤子，脚上一双塑胶拖鞋，拖鞋的右跟已经很薄了。戴着副黑架近视镜，满脸笑嘻嘻，仿佛睡醒，问我们：“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声音很甜，而且懒洋洋，道地的上海口音普通话。这句话没说完又对那吃饭的法国学生用法语说了句什么，那学生笑了，随后又向门外的一个孩子喊了句阿拉伯语：那孩子正偷着去捅他的汽车，一听他说话撒腿跑了。这时坐在门外的几个黑人就笑着大喊，肥仔探出头去又用英语喊了几句，这才笑嘻嘻挤进我们桌前坐下来。刘太太说：“巴黎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认识肥仔的，一样去买东西，他都会比我们便宜些。”
　　
　　岳华问肥仔现在作什么？他说供应巴黎各中国餐馆原料，这件事只用他早上的时间，我问他：“你要开车给各家送货，一早上忙得过来吗？”他说用不着他送货，告诉菜店、肉店、鱼店要什么，要多少，送给哪家就行了。我说：“这样的采购，各餐馆自己不可以办吗？”刘太太说：“有许多东西别人买不来，只有肥仔去才能抢到手。”我问肥仔：“那么剩下来白天、黑夜还有好多时间，你作什么？”他说没事干。事情是有的，他不爱干，钱够用了，挣那么多干什么？刘太太又来补充，说肥仔不断的有新计划，但多半没实行，只有买房子是他的乐趣，买了卖，卖了又买。肥仔并不反驳刘太太，只说好多事干到一半没了兴味，他在枫丹白露买了一大块地，计划挖成水塘养殖中国金鱼，可是八年过去了，塘也没挖、地还在扔在那里。不地这几年地价上涨，也许比他真养金鱼赚的还多些。他还买了一幢房屋，专门接待中国来的留学生。中国学生住房免费，有的学生毕业了，回国后和他保持通信，请他回去参观。他打算去，总在打算去，但始终没去。刘太太说：“肥仔，你该成家有个太太。你的生活就正规了。”肥仔说：“我已经托回去的留学生为我找寻了，一找到合适对象，我就回国去见面，所以我现在有不急着回去。”我问他：“为什么要从国内找对象？”他说：“法国姑娘交交朋友可以，娶来作老婆还要中国人，我们这里的老徐教授，回去找来个太太，过得好美满呀！”
　　
　　他提起老徐，又引起大家一个新话题。他们说徐太太是当今巴黎华人社区中法语说得最好，车子开得最好的，又是最会持家的。岳华说打了好久电话，他家都没人接。肥仔讲：“不要找他。明天我开车去把他拉来给你就是。”
　　
　　吃过饭肥仔开车拉我们去找旅馆，为翰祥他们大队人马打前站。岳华前些年在巴黎住过一家旅馆，对那里记忆犹深，但他说不出街名。尽管如此，肥仔还是把它找到了，实在不如岳华说的那么好。房间壁纸和地毯都是桃红色的，叫人想起左拉小说中所写的春光旖旎的场面。房间低矮，楼梯窄狭，甚至走的步子重一点脚下地板都颤抖，我们把它否定了。我说岳华所以对它有好印象，可能和当时旅馆本身无关，另有原由。他说我这老大哥不厚道。肥仔又把我们拉到另一条街，这街很僻静，在闹市的身后。也是二三层的旧式旅店，周围不断有些阿拉伯流浪汉转来转去。我觉得有某种危险性，肥仔咧开嘴大笑，说：“我是叫你们看看，还有比刚才那个旅馆更神秘的地方，这地方当然不能住。今晚我们不找了，去夜总会听歌去，正经事明天再说。”
　　
　　肥仔拉着我们又一次过了塞纳河，钻进一个很深的地下停车场然后乘电梯升往楼顶，进了一家夜总会。
　　
　　这是一家华人夜总会，歌星、乐队、侍应生和客人全是华人。似乎所有的人都认识肥仔，肥仔一一点头、问好，然后找个角落坐下来，点了饮料、食品，也点了歌。歌星大概是香港或台北来的，肥仔点了两首歌，扔下一千法郎，但歌星正式唱他点的歌时，他却昂在椅上打起瞌睡来了，我推推他，他说：“她的歌我都听烦了，没趣味！”我说：“那你为什么还点？”他说：“熟人了，不好意思了！”我说：“你常来？”他说：“天天都来坐一坐。”“天天都打瞌睡吗？”“是的！”“那为什么要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别处也一样没意思，也要打瞌睡，交钱比这里还多。”
　　
　　肥仔睡完一千法郎，开车把我们送回了旅馆。
　　
　　六
　　
　　这一天跑得很累，第二天我们上午决定休息一下，八月份的巴黎雨果广场，真清静到了通街不见人影，不见车迹的地步。广场上有一家餐馆，在露天摆了几副桌椅，我们就连吃馆带看街，客人除我和岳华两人外，只一位中年妇人带着一只狗，但她一个却要了比我们两人还多的饭菜，并且不声不响又极迅速地把它们全吃了进去，而我们看到的街景也就至此为止。周围几家商店全休息，走了好久才碰到一家卖水果食品的小店。我看到有牛油果，很新奇，买了几个，剥开尝尝，真正“味同嚼蜡”。岳华看了大笑，说这东西不是这样吃法，应当用来做菜。我想不论做什么我也不会再吃它了，剩下几个就扔在了旅馆的垃圾桶里。
　　
　　中午睡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岳华接完电话告诉我，老徐要来。
　　
　　七
　　
　　徐教授是下午三时左右来的。
　　
　　这几年我也算走了十来个国家，最普通的衣着见了，奇装异服也见了，但从未见过徐教授这么普通而又这么奇特的装束，他穿了一身纯粹中国大陆农村家庭缝制的灰布服，地道的中国布鞋，连头发也是中国农村青年农民式的，若说普通，十年前大陆上八亿农民中除去四忆妇女和两忆孩子，其余两亿大概都是这样的服装这样的发式。奇特的是当今在大陆农村都已少见了的这装扮竟出现在巴黎，而在全巴黎的各色人种中，我敢打赌徐教授这一身是绝无仅有的，真正的奇装异服。
　　
　　他的口音是山东味的普通话，性格也是山东式的直爽和执拗，他和我握过手，拉起岳华和我就走，说：“先去办事，有话路上说。”走出旅馆。他领我们去乘地铁。从地铁站出来，他领着我俩东奔西跑。找到一家租机器的地方，又看了一家旅馆，然后到唐人街的太平洋酒家，肥仔正懒洋洋地坐在那里等我们，我们要了点啤酒和小菜，肥仔不等侍者送菜，自己到肉柜前割了些香肠、叉烧之类，切成一大盘，先端过来。他说：“我既是这里的东家又是供应商，吃东西钱要照付，但给自己动手的特殊。”
　　
　　和老徐相认了几个小时，现在才有时间坐下谈家常。他家是山东临沂北乡的汤头。四十年代中我在这一带地方工作，在他那村子住过，有这么一点因缘，话题多了，壁垒就少了；他是四十年代末，随着他上的中学：由临沂而青岛，青岛而上海，一步步移到台湾去的，在台北戏剧学校受完教育，到大鹏剧团工作，二十年前由台湾转到法国，在这里一间大学教中国文学。我认识的不少学中文的法国朋友，都听过他的课。在法国汉学界也算是名人，我问他：“你在法国如此多年，何以还是这身国粹打扮？”
　　
　　他说，他穿的衣服全是太太亲手做的，头发也是太太给剪的。太太八年前离开中国山东农村的。这装束、这发式全是当时最时髦的。她一心想把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最时髦、最漂亮。老徐爱他的太太，只要太太看着满意，他认为自己没理由反对；于是他就成了现在这模样，而巴黎这地方对服装是持有兼收并蓄、见怪不怪、越奇特越有价值的观点的。老徐这身打扮从没有人认为不时髦，我听了真想把这消息传达给国内那些选服装以洋化、港化为标准的朋友。
　　
　　提起太太，老徐的满脸像开了朵细瓣菊花：太太名叫兰英，他由衷地说：“我们兰英真好，有了她，我什么都变了。整个家像个家了，她带三个孩子，还给服装公司绣花，买菜做饭，做衣服理发，从没叫过苦，我娶了她，经济上也改观了，以前一个人生活也那么多工资。虽不贫乏，可也不富裕，现在我买了幢房子，还有积蓄。”
　　
　　肥仔说：“最重要的是给你生了三个儿子！”
　　
　　“那当然，那当然！”老徐毫不谦虚地说：“现在两在上学，一个还小。还会说点话，法国话，两个大的能说点中国话，复杂的不行。在法国孩子也是份财产，生三个孩子，国家每月给母亲和孩子各两千法郎的补贴。等于我一年写本书，而且是销路较好的书。”
　　
　　我说：“只对母亲和孩子给补贴不公平，父亲也付出劳动了！”
　　
　　他说：“对父亲也有优待，我乘公共车一律是收半价呢！兰英车开得很好，可我还是乘地铁，安全，便宜，比别人便宜一半。”兰英是他们邻县，莒县人，莒县我也住过，这地方很贫瘠，但是出名人，刘不庵似乎就是此地人，近代名人有位丁肇中先生。丁家是大户，丁先生有位族人叫丁铁修，抗日战争时带着武工队只身打据点。日本人闻名丧胆，后来负了伤被日本军队捉住，用尽酷刑，毫不动摇，终于又被中国军队救了出来。他的事在家乡像传奇故事般到处流传：丁先生有位堂妹和我在一个剧团演过戏，而且就演丁铁修的故事。一说兰英是那里人，自然感到亲切，我要求去他家看看，老徐说：“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来接你们，到我家吃中饭。”
　　
　　八
　　
　　老徐竟然有两处住房，一个在塞纳河边距拿破仑波舒巴特的墓地不远处的一幢楼上。他在这里租了三间房子，房东老太太到过中国，十分善良，老徐结婚后，兰英来到法国，第一位法语教师就是这位C夫人，C夫人教兰英法语，发现这个学生这么勤奋，这么聪明而生活在巴黎又是这么孤独，于是自愿地当了她的保护人，从兰英生下第一个孩子开始，她又兼了孩子们的教母、养母和家庭教师，一句话三个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管他们吃、住、玩、清洗卫生、入学前的幼儿教育。孩子们管她叫奶奶，老徐和兰英在不在家孩子们无所谓，可这奶奶若不在就没了主心骨。老徐当然很感激这位房东，实际上也是拿她当亲眷看。可山东人的怪脾气实在难改，有时一犯脾气就几天不上C夫人屋子去。他去不去无所谓，孩子们和兰英照样和C夫人一起度生活。老徐要保持他“独立性”，又在圣母院广场附近买了一处房子。这是一幢高屋建筑的最下一层，把着街角，因此两个门开在两条不同的街上，如果开商店，无疑这是个好地点，但老徐把前面门的铁合页门一开到底，从后门出入，这屋子地面之上，是一大间和一小间，大间有近三十平米，小间十多平米，外加厨房和卫生间。而地面之下还有同样大小的地下室。地面上这间大屋内，放着一个长餐桌，一套沙发，一架电视机，还有个书柜，但没有写字台，在小间里放了一个折叠单人床，在床、桌、柜之间是各种有用和没用的杂物，如玩具、儿童画册，小孩的衣服、塑料盒子等等，好像还有个儿童车，而偌大的地下室里，几乎什么家具也没有，上有一架录音机和多得数不清的画册和儿童玩具。根据这些陈设，你怎样也猜不出这间屋子做什么用。给我只留下一个印象：房子是巴黎的，用具是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绝对是中国山东农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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