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馒头的往事 (第1/2页)

偶阅文学报，读到绍棠的自我表现之三“馒头和党费”，心中许久不能平静，情不自禁打破自己“不谈往事”的戒条，略作一点补充。
　　
　　那三个屎盆扣在绍棠头上多年，实在叫他吃了不少多余的苦头，这是至今叫人一想起来就难过的。绍棠说“带着馒头下乡”这事是一位刚从西山体验生活回来的朋友揭发的。他的记忆可能有错，当年在青年团中央大会上揭发这件事的是我。我并没去京西山区生活，如果绍棠记错了人，请务必纠正，别把我的过错算在别人帐上。此事给绍棠带来不幸，以前我曾非正式的口头上表示过歉意。现在我想公开的向绍棠道歉。
　　
　　五七年那场风暴中，绍棠的案子是弄得较热闹的，大会小会，长短文章，不计其数。我只有幸发过一次言，就是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揭露的那一次。维熙文章写好后曾跟我说：“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了你批判绍棠的那件事，你有什么意见吗？”我说：“没有，是我干的，我要对历史负责。”他的文章发表后，不少朋友来信来电话，说这篇文章反应强烈，人们对你看法不佳，你有没有要说的？我说：“没有，过去的就过去了，若说吃苦头，我比谁也不少，要写，怕一本书写不完，算了往前看吧！”有的朋友听了这句话反倒引起了向我约稿的积极性。我也曾一度动心，但终于没有写，这和我脾性有关，我是怕找麻烦的人，极不愿卷入任何新闻事件中去。绍棠的文章引起我的情绪波动，我倒想趁着我勇气未退，说两件有关的事。一件事别人不大知道，另一件事是知道的人不大肯说。
　　
　　一、绍棠在1957年春，报上已号召大鸣大放，但还没见什么鸣放文章之时，已决定下乡去。有天他已买好车票，打好行李。（不知有没有馒头）正准备上火车了，忽然接到一位长辈的电话，约他，从维熙，林斤澜和我谈话。他临时退了车票，去参加谈话。那天在座的除我们几个青年外，还有三位作家老师，其中邵荃麟同志温和地批评了绍棠对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不了解，有时会说错话。也批评了我对抗战时一位作家写的作品过于欣赏，指出那篇作品脱离抗战的实际生活。随后几位老师问我们当前的工作计划，绍棠表示他不想再在城内呆着参加各种座谈会了，要马上就下乡去。这时却遭到了另两位老师的批评，他们说：“目前党号召知识界鸣放，你们是青年人，又是党员，你们不带这个头谁带这个头？怎么能这时下乡去呢？”于是绍棠才打消了下乡的计划，我后来便想，如果当时绍棠下了乡，就不会有机会再说一些当时看来不合适的话，或许就躲过了那场灾难。当然，那几位老师谁也没规定绍棠说什么不说什么，绍棠自己要对自己的发言负责，但这次劝告确实起了留下绍棠的作用，是不成问题的，后来我见许多人写的回忆文章，都没人提这一段，我大胆冒失在这里不避尊者讳，把它说明一下，以证明绍棠并非是自愿参加那场鸣放的。
　　
　　二、从维熙在《走向混吨》中对我的揭发，除情绪的感受上各有不同，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但此事有些背景怕他并不详知，团中央开大会前两天，北京文联一位负责人找我谈话，告诉我两天后要在团中央开会批判绍棠，要我发言。我说我对绍棠关系不深，没什么可谈，他说：“关系不深才好谈，从维熙和刘绍棠关系那么好，人家都能撕开情面，在北京文联的会上对刘作了揭发批判，你不是也听见了吗？人家不是党员还能划清界线你该怎么办？现在是考验你的时候，给你戴不戴帽子还没决定，就看你的表现，给你这个机会，就是挽救你，你要认真考虑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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