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谈戏 (第2/2页)
说我们天津老乡看戏的多唱戏的少，这话是不准确。在当天的宴会上就又被事实驳倒了；因为那天在餐桌上谈到了盖叫天先生，盖先生正是天津人，京剧界还有几位也是从天津出来的。老生李宗义、花脸王泉奎、旦角宋德珠；张春华是在天津“稽古社”坐的科，张云溪也是从这里上的台。
北方有彩头班，不知从何时起，我记事时已在天津有两家以机关布景著名的戏团，一家是“大舞台”，雷喜福挑班，仿佛是演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而另一个就是“稽古社”的专用剧场“天华景”。我的年纪和张云溪他们相差不多，所以开始看他们的戏时他们也都还是孩子。我小时虽爱看戏，但很怕由大人带着去，大人看戏不顾小孩的心理，专看他们自己爱看的悲剧或文戏。前者使小孩受不住那强烈的刺激，后者则越听越困，我自己能出去看戏时就专去“天华景”。那时他们演连台本戏“西游记”，孙悟空活泼、猪八戒可笑，而最吸引人的是机关布景，演狮虎大仙战悟空了，演到狮虎大仙举起宝瓶时，突然灭了灯，台上变成电影；眼看着妖怪祭起法宝把孙悟空收进瓶子里去，这使我惊诧不已。还有一场戏，台上的唐僧竟当众被妖怪用火烧着，化为灰烬，虽然烧到一半就已看见那唐僧袈裟里也是一副芦苇扎的骨架，我仍恐怖万分，以至半个世纪曾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五十年代我在北京看过“广乐戏院”演的机关布景戏，觉得不如四十年代我在“天华景”演的好；我怀疑当年“天华景”的机关布景，很可能是中国北方最高水平的。真正的内行，对“机关布景”彩头班，有点像文学界看待武侠小说，把它们视作“低档艺术”。我倒觉得引进现代舞台技术，增加一部分观众特别是少年观众的兴趣，也不失为一个品类，也有存在价值，大可不必嗤之以鼻，而且彩头班也一样出好演员。张云溪、张春华、李元春、贺永华都是难得的好演员。
“稽古社”到后期就有点邪了。先是上演了从美国荷里活影片“罗宾汉”抄来的“侠盗罗宾汉”，在戏里大跳芭蕾舞“天鹅湖”，还由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弄了个西乐班子，天津人叫“洋鼓洋号”。张春华在洋鼓洋号伴奏下跳西洋舞，这出戏尽管有点歪门邪道，可是很卖座，票价由三角涨到一元，连演了三个多月。班主尝到了甜头，接着就又排了部美国电影戏“月宫宝盒”（这似乎是“巴格达窃贼”的一个版本）和社会新闻剧“燕子李三”，此后“稽古社”就走上了下坡路。到一九四四年班社就解散了。“稽古社”为京剧的发展作出不少贡献。可也有教训值得注意，一种传统民族艺术的改革，必须保存自己的精髓，以我为主，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若一切都随人家的模样办，就没有自己了。
在香港票界的招待宴会上联想起“稽古社”。“稽古社”演出了好戏，培养了人材，这些成绩和一位票友分不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渤海先生。
天津高家的发家史，可以写一部曲折离奇的小说，从数十年前我就注意过有关资料。高渤海先生是高家发达后的第二代，他从小爱听戏。由爱听到学着唱，高家的产业之一是天津法租界的“劝业场”。“劝业场”四楼有个戏院叫“天华景”，少爷要学戏，自然很方便，他天天下了学校就到天华景去找老艺人学戏练功。一九二九年秋天前，他又去练功，教他的老师娄廷玉说：“少爷，我再帮你说两天戏可也就分手了，班子要散了！”
高渤海听了很吃惊，问娄先生：“没办法了吗？”娄先生说：“办法倒有一个，那就是他们不干你来干！”高说：“我还念书呢，哪会干这个？”有两位艺人就说：“有钱就行，你不会干我们教你！”高听了心中一动，回家和他父亲高星桥老先生商议。谁知高星桥先生是个创业之人，颇有眼光。二话没说，拿出一万元来叫他去试试看。于是年纪轻轻的高渤海就成了“稽古社”的班主。
高渤海热爱京剧，又有文化修养，有事业眼光，再加上交际广泛，这就具备了成功的条件。
“稽古社”的营业好转后，高渤海先生以艺人子弟为基本学员成立了“稽古社子弟班”，致力培养后辈，为求科班发展，他高薪聘请尚和玉先生作名誉社长。有尚先生作大纛旗，还怕请不来好教师吗？所以程继先、李吉瑞、萧长华诸位名家全来授过课。叶盛章是尚先生的门婿，他来天津探望岳父，被请到社里说戏，就收了张春华作徒弟。
尚和玉先生自己也亲自说戏，据高渤海先生说，尚先生的一生名作“李元霸”“窃兵符”全在这里教过，“稽古社”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四年，八年中培养了不少出色的武戏人材，而唱功演员却成绩平平，这大概和主持教学的是武生名家有关。
据行家说，尚先生一生最拿手的戏是“锤震四平山”系“李元霸”中的一折。尚先生的戏我有幸看过，那时尚先生已逾古稀，我则还不大懂事。只记得老先生精气神，功架尺寸都好，只是下跪时要有人搀扶，使我尊敬的心情多于欣赏的心情，以致对戏的内容不大顾及了。
谈到尚和玉先生晚年演出，引起我思考了很久的一个问题来：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老演员的演出？
这几年在国内有一股风气，凡是老演员一演出，报纸上一律叫好。不是一般的叫好，简直个个都说成完美无缺，无处不佳。世界上有些行业，大概是比较不受年龄限制的，比如中医（但也是比较而言），六十多岁的医生，有四十年行医经验，看起来比初出茅庐年轻人有把握，这是必然的。至于运动员怕就未必了。短跑、拳击，哪怕曾蝉联过几次冠军，若说过了六十的人还一定会比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跑得快，打得狠，怕很难使人相信。
演员是以身体、声音来实现他的创作的，年龄总是个条件。平心而论，我们看六七十高龄的演“红娘”，未必真觉得比二三十岁的演员更贴近角色，我们应对老演员尊重，但不必硬说他怎么样都好。五十年代，我和欧阳予情先生住同院，有天有位极有名的老友主唱青衣戏。我去看了。回来后欧阳老间我：“怎么样？”我说：“这么大年纪了，不容易。”欧阳老说：“唉，叫人家买票就来看个不容易。这何苦呢！有点自知之明吗！”欧阳老晚年灌过一张昆曲唱片，俞平伯先生为他吹笛，声音、气口极好，可是有人请他登台他始终谢绝。我更尊敬他。高龄演员在内行中作作示范，当然可贵；正式演出，是不必太提倡的。这话说出极容易得罪人，所以我也不说。
当然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论，总要视个人具体条件而定。高龄演员演出仍保持风采的，仍大有人在，萧长华先生就是一位，他七十岁以后与马连良合演“失印救火”，风采不减当年。梅先生晚年则更是炉火纯青。
也有年纪大了之后，在艺术上又有新创造的。据名琴师、戏曲教育家沈玉斌先生告诉我，黄润甫先生晚年，掉了门牙，当时镶牙又困难，逼得他创造出以气带音的唱法，声音极浑厚沉稳，比他年轻时的黄钟大吕更有韵味。看他得到了观众的欢迎，许多年轻轻、口牙完好的花脸演员也学他这没牙的唱法。有牙的人要唱出没有牙的韵味十分不易，所以很少成功的。
一个外行厚颜谈戏，该刹刹车换换题目了，不过看了半个世纪戏，认识一些内行朋友，总还有些话没说尽兴，最后我想谈几出我看过的“绝”戏，“绝”并不一定就是好，而是空前绝后之意。
一次是儿时看尚和玉先生主持的“稽古社子弟班”唱“铁冠图”。这出并不算出色，可有三绝，一是全部服装是前清遗老载振捐制的，地地道道的满洲服饰，不像目前香港有些电视剧的清装那么充满想象和随意的成分，以致谁也说不清是哪个朝代人；二是清兵服装上的满文番号，一色由贝勒载洵亲笔写出又绣上的，放到今天可算文物了；第三是里内有一场宣读圣旨的戏，钦差大臣念的全是满文。许多旗人朋友说连他们也是头一次听，而且和我一样听不懂，我说这出戏空前绝后，大概不会有人反对。
还有一出戏是五十年代看的，名曰：“审头刺汤”。“审头刺汤”是熟戏，绝在它的演员搭配上，梅兰芳演雪艳娘，周信芳演陆炳，这已是极难凑在一起的了，而唱汤勤的竟是话剧大家、电影导演洪深先生。那一年北京纪念梅、周二位舞台生活四十年，开幕式上洪深先生自告奋勇为梅周二位挎刀。开始大家认为这有点起哄，谁知到了台上洪深先生还真行，一抬足一投袖，处处不离谱。汤勤用苏白，这反倒发挥了洪深先生的长处。与陆炳几句对白，说得嘎崩溜脆。特别是陪礼的那几声笑，引得满场掌声，这是洪深先生最后一次登台，也是梅周洪三位最后一次同台合作。可惜当时没有录像设备，不然应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戏剧资料。
还有一次也是在五十年代初，看盖叫天先生和叶盛章唱“三岔口”。盖叫天先生是南派武生大宗师，讲究一招一式，动中求静，要个帅劲儿；盛章正值盛年，讲究手快腿快；火暴迅猛。过去这二位是决不能合作的。后来大家破除门户之见，同心协立为发展京剧艺术贡献，才有了这次合作。戏是唱的最好的，那天我是站在场面后边看白戏，发现在两人交手时，叫天先生口中念念有词，盛章点头微笑，但不知说些什么。过了几个月，田汉先生领着我们一些年轻人到大连写作。恰好盛章和李少春、袁世海、黄玉华也去大连演出。在海边吃饭时，安娥说起这场演出来；有人说叫天先生在台上对盛章说的是“老三，你慢点，我年纪大了跟不上。”盛章就放慢了速度。安娥问：“此话当真吗？”盛章只说：“张先生功底深厚，是前辈，我该多照应。”我看过许多名角“三岔口”，以这次最精彩，当时盛章才三十多岁，正是年龄既轻艺术又已成熟：闪展腾挪，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盖叫天先生已过花甲，仍然英雄潇洒壮美，两人配合默契，令人称绝，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一次合作，也是最后的合作。
我说的“绝戏”，还包括另一种“绝”，就是出奇荒唐。
在本人告别舞台的那个联欢会上，我的秦二世并不是最令人喷饭的。还有两位同好的表演更有妙处。
一位是个比我还小的青年，当时才参加工作。他和张云溪住同院，在张云溪指导下练过武功，还学了几出戏，这天他要唱“界牌关”、“盘肠大战”，本来满可以唱好的，可是票友们没人有武功，找不到人和他配戏。李万春见义勇为，把手下的几位武行叫了来配戏，不知李万春事先作了什么布置，总之到开打时四个武行举着枪就围着罗通转，场面也一个劲打“急急风”不刹住，就这么打个没完。罗通想罢手罢不得，想下场下不去，台下又喊好又鼓掌，最后把罗通转得头昏眼花，一筋斗摔在了台上，大声喊：“行了，我不打了！”四个武行才架着他走下台去，此戏没头没尾，就此告终。
这天晚会是通宵，最后的大轴是“群英会”。这里有几个正经坐过科后来改行的人，有几个真正有功底的票友，周瑜就由给我说戏的画家李滨声扮演，演蒋干的是萧甲，按说绝不会出错，不幸的是他们找了个勤务员唱太史慈，这位老弟头脑有点小恙，北京人谓之“缺一根弦”，就是上海人说的“十三点”。太史慈戏不多，喊声“得令”捧过宝剑在上场口坐下就没事了。他偏去请教裘盛戎这怎么唱，裘老板那天刚喝了除夕酒，兴致正浓，就告诉他“这个角色不简单，我就是唱太史慈唱红的，要领于三次打哇呀呀。”勤务员问他：“在什么时候冲谁打哇呀呀？”裘盛戎说：“现在说了你也记不住，这样吧，待会我在台上打锣，你坐在台口冲我瞧，我这锣锤一举你就打，我锣锤指谁你冲谁打。”这位太史慈就记下了，捧过宝剑后就直着眼睛看裘盛戎。此事除他两人，台上的人谁也不知道，戏在正常演出。周瑜唱句：“酒逢知己千杯少，干！”蒋干举起杯，刚张嘴说“贤弟……”裘盛戎把锣锤一举，朝蒋干一指，太史慈就抱着宝剑冲向蒋干，到桌前突如其来“哇呀呀……”怪叫起来。这一喊把蒋干吓忘了词，连周瑜也大失所措了。太史慈自己则规规矩矩又回到台口坐了下来，台下笑的前仰后合，又鼓掌，又喊好。过了好一阵，周瑜和蒋干才缓过气来，把戏接下了去。下场后这勤务员找到裘盛戎问：“老板，你说哇呀呀三回的，怎么后来不举锣锤了？”裘盛戎说：“你没见就哇呀呀这一声，你就红了吗，见好就收吧。”
这勤务员听了心中好大遗憾。到了后边，太史慈没事了，他又改扮个弓箭手，随曹操登场。谁知尽管换了个角色，他还惦着那两声哇呀呀。觉得这两声哇呀呀不打出来，一年都不会顺利，于是决定不再看裘的锣锤，当曹操下令向孔明的草船射箭时，就趁机冲向孔明和曹操，两人各打了一个“哇呀呀”，使晚会的欢乐达到最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