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解禁 (第1/2页)

卢丽安/文（刊于《文景》2007年第6期，欢迎访问《文景》读者小组）
　　
　　一
　　
　　采用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文题，意在直白地宣示戴维·洛奇在当代英国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
　　
　　文学研究带有厚重的后视史学性，而研究当代文学比研究其他既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更令人战战兢兢，原因在于：鉴于大部分的当代作家都仍健在，都仍笔耕不辄，因此要针对个别作家或流派梳理出一个具有某种“定论”的评述不但困难，又可能产生“看错马、下错注”的窘况。文学作品到底具不具备“经典性”，除了受作品本身当时的时代评价、创作手法、精神内涵等文本特质左右之外，也必须接受时间洪流的冲刷推移，任凭跨时空语境的读者客观阅读经验来重新诠释和判断。试以约翰·布莱恩（JohnBraine,1922－1986）为例。他的初试啼声之作《顶层的房间》（RoomattheTop,1957），曾席卷战后的英国文坛；不但热销，也立即被改编成电影，硬是把布莱恩推入“愤怒的青年”一代名流。可是，那年头的文艺青年，哪一个不忿忿在心？随着“愤青”们在聚光灯下步入中年，作品也不复当年般轻狂，布莱恩也逐渐淡出读者和文坛视野。这例子说明文学经典性由热渐次转冷的可能。
　　
　　另一种情况是，一个成名作家的非代表作，经过学界的系统研究，其长期以来被掩埋的亮点终被揭示出来。以夏洛蒂·勃朗特为例。一般读者知道她是经典《简·爱》的作者，却很少有人接触她另一本鲜为人知的作品《维莱特》（Villette,1853）。殊不知恰恰是这部作品，欧美文学界普遍认为，不论就主题精神、写作手法、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而言，《维莱特》都可算是勃朗特最成熟而出色的佳作。
　　
　　这两个例子要说明的只不过是一个不言而明的事实：文学作品能不能进入经典行列，直接或间接都会受到诸如行销策略、读者锁定、影视跟进改编、甚至评论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学术教育机构的参与等非文本因素的影响。
　　
　　回到主题。那么，戴维·洛奇的《换位》，算不算战后英国的经典之一？以学者哈瑞·布莱迈尔斯（HarryBlamires）在1982年的观点看来（那时，《换位》出版才近七年），洛奇的（在那时，“只有”六本）尽管比布雷德伯里（MalcolmBradbury）的更诙谐、更精辟、更具讽刺之能，但是却因“缺乏洞见，无特殊细腻笔触，无任何可超越瞬时风尚的价值精神”，而“无法跻身于英国文学的重要作品行列”。
　　
　　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日，2007年，同意布莱迈尔斯意见的，怕是已寥寥无几。虽说“众口难调”是文学研究与阅读的通则，但是，任何一个当代英国的学者或读者恐怕都不会对洛奇的大名感到陌生。
　　
　　洛奇著有十三本，两本戏剧作品，四本电视、戏剧改编脚本，十四本文学学术评论及理论专著——这还不算他在知名文学期刊、杂志、主流报纸上发表的书评呢！身兼家、剧作家、英国文学学者、教授、评论家等多种身份，洛奇对当代文学界的影响，无论从历时或共时的角度看，都可称得上极为深远。可以这么说，洛奇的及学术生涯在在都记录了战后英国社会及文学界的精神变化。上海译文出版社新近以及即将出版的一系列洛奇的（《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换位》、《小世界》、《好工作》、《作者、作者》）和两本学术专著（《的艺术》、《意识与》），一来让一般读者大饱眼福，二来促进了国内学界对洛奇文学评论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国内的当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
　　
　　二
　　
　　1944年受英国政府委托形成的教育调研《巴特勒报告》（TheButlerReport）催生了“1944年教育法”，此后，英国公立中、小学一律免费，贫困大学生可向政府申请经济资助；法案鼓励了工人阶级家庭的孩童接受高等教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愤青们”便是这个教育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1960年代英国高校扩编，兴建了一所所红砖、玻璃与水泥盖起的新型大学，让这些新兴高级知识分子得以进入高校任教，进一步消弭了英国社会的阶级阶梯。
　　
　　正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十年里，洛奇从事着他的文学职业：他在伯明翰大学英文系任教，并完成了两本关于格雷厄姆·格林及伊夫林·沃的专著。而他最早的三本（ThePicturegoers;Ginger,You’reBarmy;OutoftheShelter），承继了英国的严肃写实传统，描绘了以洛奇自身成长经历为蓝本的英格兰乡间、英国军旅以及笼罩在二战阴霾下的英国社会生活；作品中颇见脱胎于格林与沃的凝重与讽刺。这三本并没有使洛奇受到文坛赏识。在友人及学术同侪布雷德伯里的建议之下，洛奇摆脱社会写实传统（及“愤怒的青年”）加在他身上的“焦虑影响”，在第四部《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中成功地找到了他自己的风格：一个亦庄亦谐、既能联系文学创作和评论双轴、又能结合传统与创新的叙事角度。自此以后，他的“校园三部曲”不但把战后英国推向又一个高峰，也奠定他个人的文学高度。这组三部曲，不仅是刻画校园学术氛围、教授与学生之间互动关系的社会喜剧，更是洛奇消化吸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由欧陆主导的文学和哲学思想的体现。
　　
　　《换位》是洛奇“卢密奇学院三部曲”的开篇，成书于1975年。洛奇在1969－1970年间曾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做交换学者，目睹美国学运与嬉皮风潮；他的亲身见闻为提供了第一手的文化比较资料。《换位》的写成，就故事情节看，是英美社会文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剧变；就文本生成与创作者整体文学生涯来看，是战后英国就创作及研究走向这一学术争议的综合揉成。《换位》由英格兰中部卢密奇大学的英国文学学者（讲师）菲利普·斯沃洛与美国尤福利亚大学英国文学学者（教授）莫里斯·扎普的学术交流互换项目展开；洛奇在书中形象地塑造两个学者来代表英美各自的文化、学术与社会氛围：菲利普的瘦弱、阴柔、摇摆不定的学术兴趣，映衬出莫里斯在追求女学生和学术声望等方面的饥渴和积极进取。
　　
　　洛奇以诙谐的笔调调侃了英美高等教育的制度差异、对文学研究的歧见、学术机构对待来访学者的态度反差。洛奇还挖苦讽刺象牙塔之外，英美各自的交通建制、医疗福利、影视文化、道德界限、性爱婚姻观、财富观和贫富差距现象。众所周知，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1960年才得解禁，英国社会才算逐渐由阶级与性双重意识禁忌中解放出来；试着想象面对一群“要做爱，不作战”的美国嬉皮青年，拘谨木讷的英国学者菲利普那目瞪口呆的模样！再想象一下莫里斯把《花花公子》借给爱尔兰房东的小侄女看，那虔诚的天主教徒房东会是多么地震惊与羞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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